“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,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,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。”温铁军说,“乡村振兴要更加关注生态产业化,这跟以前想象的,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搞一个连片的、规模化的大农业完全不一样。今后中国将会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领域,带动城乡融合,推动各个方面的社会投资进入县域经济,同时推动农村的三变改革,让农民得到长期财产性收入。”

 

1.png

图源摄图网

 

“中国的经济发展,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向,转向乡村振兴。由此,乡村的物业,乡村的资源型资产的开发,将会构成吸纳投资的第三资产池,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。”在5月26日举行的“2022新京智库春季峰会”,著名三农专家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说道。

 

三重压力背后的战略转型

 

2022年的第一个季度结束,区域冲突、新冠疫情的影响仍在持续,经济发展的压力仍未缓解,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,当前,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给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。

 

“除了三重压力,还有一个很少被分析人士关注的因素,即在2020年我国已经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转型。”温铁军说,“这个重大转型,就是从原来深入融入全球化、主要依靠进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拉动经济的增长,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国内国际双循环。事实上,这一战略转型在2018年贸易争端以来已经初见端倪,来自外部的挑战,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。从2018年至2022年,部分西方国家敌视并且排斥中国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,仍然寄希望于原来的发展方式,继续追求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高增长,必然是高风险的。”

 

除了国际因素之外,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,也是战略转型成本暴露的原因之一,温铁军说,“以前是出口导向的生产模式,使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。但实际上,这些发达地区连本省的欠发达地区都难以带动,和国内的设备制造业、上游的重工业等连接不深。最终,我国的钢铁、石油、化工等工业,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全球出口而生产。在客观上,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。这种以单纯GDP为目标的粗放数量型增长,本就难以持续,必然要调整,客观上也已经造成调整成本。”

 

经济下行

在战略转型的成本之中

 

据此看,从去年到今年国内经济下行的背后,国际形势恶化的影响,国内战略调整的转型成本,无疑都是经济下行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。

 

“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低增长主要是受到了短期政策的影响,但我认为,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,以比较平和的心态去看待2022年初的经济下行现象,其实际原因,更主要的,可能还是要考虑发展战略的调整成本。”温铁军表示,“除了国际因素之外,战略调整本身应该是在预期的成本之中。”

 

但调整并不容易,温铁军解释,“其实,早在2003年就提出科学发展观,放弃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目标,转为可持续、包容性的发展,企业也要转向资源节约型,环境友好型。但实际上,就在2003年,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第一,大量的外国制造业进入中国。客观上导致了中国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化,而且主要为跨国公司做大量的中间品的生产。这一过程中,形成各种不同的内外利益交错连接的关系,这也是多年后仍然没有完成调整的原因之一。”

 

2018年后,国际国内从生产过剩向资本过剩的变化加剧,温铁军认为,这也是战略调整得以加快因素之一,“所以OB体育判断经济下滑是长期问题演变而成,尤其不能简单归结于近期政策调整本身的问题,而是要看到战略调整的难度,已经显露出的调整矛盾,以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是否得以进行的体制原因。”

 

二十年中的两大资产池

 

1997年,亚洲金融危机之后,中国紧急启动国债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,温铁军认为,这一举措是一次明显的逆周期调节,客观上打造了基本建设这个第一资产池。

 

2.png

图源摄图网

 

“无论是当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、天然林保护造林种草,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,抑或是后来提出的中部崛起,都相当于把过去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,用国债投资的方式适当化解,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初,大约十年的时间,投入了九万亿左右的投资。”温铁军介绍,“这些投资在客观上不仅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,而且留下了巨大的水电路气、机场码头、三纵两横高速公路网,这些基建财产相当于形成了第一资产池。”

 

在十多年的时间中,由于这些基础设施资产遍及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,温铁军说,“这一现象,客观上奠定了第二资产池的条件,也就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。与之同期的跨周期调节是在2005年,国家明确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国家八大战略之首,提出国债投资要适当转向,针对城乡发展的不平衡现象,增强乡村投资。”

 

然而,2008年的金融危机,影响了这一战略的实现,“中国尽管想要改变城乡不平衡发展的格局,但是在全球危机影响下,不得不紧急追加四万亿投资去救沿海的外向型经济,客观上使得沿海和大城市,有了进一步发展房地产的条件,于是在2010年之后,中国进入了以房地产作为第二资金池吸纳大规模投资的客观结构。”

 

当前应适时打造第三资产池

 

从2010年到2020年,中国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,“短短十年中,中国造了世界最多的房子,用了最多的水泥钢筋和大量的原材料,这一方面使中国保持了高增长,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房地产的相对过剩。”温铁军说,“当房产从生活必需的消费品转为投资品之后,派生出了另外一个作用,即吸纳了大量的流动性,这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。”

 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,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,是否也会因此转向?温铁军认为,这个转向是生态文明大战略下的乡村振兴。

 

“乡村的物业和资源型资产的开发,将会构成第三资产池,有力地支撑国家经济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做战略转型。”温铁军说,“乡村振兴要更加关注生态产业化,这跟以前想象的,把农村土地集中起来搞一个连片的、规模化的大农业完全不一样。今后中国将会把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领域,带动城乡融合,推动各个方面的社会投资进入县域经济,同时推动农村的三变改革,让农民得到长期财产性收入。”

?

和已经开发多年的城市不同,温铁军认为,乡村在“生态资本深化”方面拥有相当大的潜力。“当然,最为重要的是,如何让农民在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化的一次分配领域中,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利益,只有更完善地保障农民的权益,让他们有长期分享财产性收入的能力,他们才能为下一个一百年中共同富裕的大目标,主动推进乡村的生态化发展。”